作者有话要说：　　有些案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提九零年代，说一个我知道的两千年后的交通案：我一位老师的朋友，不是老板，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某日因工作原因驾车经过某山村，突然一辆摩托横刺里冲出来撞上他的车。驾摩托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身手奇高，摩托车报废，而他只是擦伤。然后倒霉的车主被村民围困殴打，同行的人打电话求救。武警去了，车主却解救不出来，村民们要车主拿出一百万赔偿，后来车主赔了五十万得以脱身。如此典型的碰瓷，车主被打的不成人型，那个村的人袋袋平安一点事没有。
    荒唐案件时有，炮灰将这个案子写在作话中，是事后警察告诫：“出了车祸赶紧驾车逃走，千万不能停车，逃走了再报警。”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驾车逃走是违法好不好？而且转眼大帮村民涌上公路，撞死人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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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多事之日案叠案
    乔若茜本想借贩卖妇女儿童案频发为民工说说话，大作用起不了，起码让彭氏重视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旗下民工结清工资。结果被石岭村案的判决激怒，一举想起买卖媳妇是民粹，和老板拖欠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进而想起“我穷我有理”也是民粹，以至于法庭判决都带着偏向性，不能忍受！
    怒气加上要帮彭氏开脱，她提议“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然而“转移”这个词明显用的不妥，人贩子绑卖城市妇女，是源于山区有买卖妇女的传统，和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扯一块未免牵强了些。但她尽管恨“山匪”，仍下意识同情民工苦干一年拿不到血汗钱，毕竟她也是打工族中的一员，高级点罢了。遥想刚吃文字时，被压低稿费甚至拿不到稿费，对民工的不幸她无法不感同身受。因而所以，不管有关无关，明示不便就暗示，以示本记者是这么看的，其他记者大有可能也这么看，彭氏且看着办。
    听话听音，高总看出乔记者心中不平，肚里也有些委屈，指出绑架案居高不下是从去年七八月开始的，那会距年终结算还早。
    乔若茜一愣，拍额道：“是哦！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不是按月结，是按工程结，或者年结，只有腊月绑架案跳升，才能和拖欠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搭上关系。”
    “建筑工地民工”她咬的挺重，潜台词无非还是和老板拖欠工资有关，因为入城农民工并不是只在建筑工地干活，各行各业多了去。
    李晓蔓恨透老家恶俗，外兼自己是从山村走出的打工族一分子，很不乐意和犯罪搭界。当下抬眼道：“按月领工资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跑去绑架妇女儿童，想想我们工作过的那家工厂，包食宿发工服，工人吃住都在厂里，根本就出不来，怎么作案？”
    江主任接腔：“人贩子是职业犯罪分子，他们赚惯了犯罪钱，哪会辛苦打工。”
    乔若茜默默，觉得小江筒子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被迫犯罪也是存在的，那种员工出不来的黑心厂并不多，而且有些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不包食宿，员工天天出厂。拖欠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人领不到工资怎么活？犯罪率的提升，不会与此毫无关系。
    高总心知李、江所言都不大站的住脚，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声讨本地恶俗——他亲历了特殊年代那场以盘岭县为导~火索的贩卖女知青大案，当时他年仅十四岁，在大部队扫荡时做后勤，没见识山村被灭的修罗场，只记住了满腔义愤。
    乔若茜因为蔓妹子的原故细查过该省历史，用一个文件夹收在电脑中，其中有某案，但亲历者的讲述还是值得记录，当即掏出笔和本子，这也能以示听的很认真。
    李晓蔓想取录音机，被乔若茜悄悄踹了一下，“书房秘谈”录音给人的感觉可不好。
    于是小李筒子有样学样用笔记录，话说她身为盘岭县人，还是头回听说这事。主要是人善遗忘，她到县城时，那起大案已过去二十年，无人再提起。而再往前在乡下，她记事时也已经是80年代，李家坳又太偏，当年知青没下放到这个村，他们也没买过被贩卖的女知青（否则全村就那么点人，多半在灭村之祸中消失），自然无人谈论。
    江主任提起郭老大，说他在盘岭县福利院长大的，那时八~九岁了，应该耳闻过。
    高总认为可以将郭老大例为采访对象，毕竟他自己身为分公司的老总代表彭氏形象，不方便亲自对记者呱呱本省的丑闻。于是命江主任找些六七十岁的老人，问问他们愿不愿接受采访，侧重讲五六十年代及解~放前本地绑卖女子的习俗。
    乔若茜原本不愿蔓妹子和郭老乡照面，但按“转移视线”的思路，盘岭县绕不过去。她想郭老大在县城长大，多半连李家坳都没听说过，应该无大碍。于是表示为安全考虑她和李晓蔓不打算陪那些记者下县城，希望采访对象最好在省城。
    高总无可无不可，彭氏又没在下属市县开发楼盘，捅翻天也和彭氏无关，他之所求只是本公司别受池鱼之殃。
    江主任跑去客厅打电话找合适的长者，高总也没闲着，在书房打电话——打给省公安厅的朋友。话说要找出能令记者感兴趣的适用新案，肯定是公安厅最方便，全省累积半年的案件足够筛选。
    某友刚开始挺为难，如此敏~感的关头，简直是“顶风作案”。听了高总的要求，他又觉得不失为一条出路，可以替警方喊喊冤！想想就不愤，有解救手段的限制、警力的限制，即使知道受害者在哪里，警察也没力量救出来。何况那些被绑架的妇女儿童并不是只卖在本省，天晓得卖去了哪儿，救个毛！再说如今犯罪高发，比绑卖妇女儿童危害性更大的案子比比皆是，就算立即大力扩充警察队伍，也需要时间才能令治安状况好转。
    那一头，乔若茜拉着李晓蔓走上阳台透气。
    近午的阳光照耀楼层间的花圃，冰雪晶亮，几树梅花开的正艳。天晴更比下雪冷，凛风刮骨寒，李晓蔓赶着替乔若茜围大围巾。
    乔若茜抢过围巾往她脖子上绕，一边道：“我可没这么娇弱，管好你自己，小心脸上生冻疮。”说着话捏了下小助理被冻红的俏脸蛋，挤眉弄眼：“手感不错！”
    李晓蔓顿时耳根滚烫，整张脸连同脖子都变成绯色。按说两人打情骂俏已呈常态，但这会站在准公共场所，从阳台往下看，扫净的通道上时有行人经过。
    乔若茜注意到她的视线，诡笑：“做贼心虚？亲奈滴，这是正常纯洁的友谊，姑娘家揽肩搭背、小伙子打打闹闹，不会让人怀疑好不好。”
    李晓蔓越发心跳如鼓，生硬岔开话题：“ZF会允许记者自己去采访吗？”
    乔若茜淡笑：“他们当然希望一篇通稿打发，但记者能坐包机前来，后头支持掀开遮羞布的力量也不小。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那也要看强龙有多强。”
    李晓蔓叹了声，低语：“没想到以前有过力度那么大的严打，如果犯罪成本一直这么高，贩卖妇女儿童也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乔若茜没出声，本国一直有种现象：管得严些，一片死气沉沉；管得松点，马上一片混乱。说到底还是管理制~度问题，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向来是由上往下改变，记者可不能嚷嚷，否则自己先被炮灰。
    李晓蔓又道：“我小时候只呆在李家坳，偶然跟着大人赶集跑到镇上，别的村子从来没去过。李家坳二十多户人家，没一家是正常嫁娶，媳妇不是买来的就是换亲，到县城前我以为那是正常的，女人的命就是这么苦，根本不知道那是犯罪。我妈妈是买来的童养媳，用一只免子换来的城里女孩。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的事，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头倒比城里情况要好些，管束不严，大家靠山吃山，没粮食可以打猎挖野菜。听说那几年赶集，镇上经常有成串捆着手的女孩便宜发卖。因这原故，我父亲那一代共妻的很少。”
    乔若茜震惊，她查过的资料没有这个纪录。不过想想也在情理中，当年全国管束严苛，买卖粮食蔬菜的黑市都被严厉打击，某山区小镇存在“人口贩卖市场”肯定不会记录进官方资料，一旦被上头发现，大帮人判死刑。
    想了想，她沉声道：“你只是听说，万不可对杜慎行、于莉他们讲。任何时候你都不能站出来现身说法，否则后患无穷。放心，60年代初的事，有记忆的人多着，我们把镇名、事件写进提供给他们的资料中，他们肯定能找到亲历过的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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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来自南方的记者专机波音737停落省城机场。
    这架波音737载客量是130人，实载112名记者。省ZF派了三辆空调大巴来接，每辆巴士上都有接机人员，明面上“务必让记者们宾至如归”，其实是警察穿上便衣混充省新闻厅工作人员。
    大巴直接开进停机场，记者们一下飞机便上巴士，前后警车护驾。
    想和同行会面的于莉老老实实等在机场接人的出口，等来等去等不着，跑问询处才获知同行们已经走了，气得大发牢骚。“保护”她的便衣忙打电话问，然后告之记者都安排在省ZF宾馆住，回去就能见到。
    然而于莉和同行会合注定一波三折，那头记者车队出事了——
    从机场到省ZF宾馆一个多小时车程，要穿过街市。而越接近年关买年货的市民越多，大小商场都搞促销打折抽奖。闹市行人如鲫，清道封路麻烦，又不是没有别的路，故此记者车队绕过繁华商业区走偏街。
    突然，开在最前头的巴士“砰”一声！不是爆炸，是爆胎，无法行驶了。跟在后面的两辆巴士紧急刹车，仍滑行一小截，差点形成连环追尾。
    当街换轮胎不但拖时间，记者也要下车等候，容易出状况。接机人员商量另外调车，记者们性子急，说挤一下就行，车上又没有大件行李，都放在大巴底库。
    既然众记者愿意将就，那就好办了，先让没爆胎的两辆巴士绕到前面去。
    未料司机一踩启动，车一动不动！
    这种情况傻子也知道有人为因素，巴士上的警察、护行的警察顿时紧张。
    记者们没一个傻的，立即“欠缺耐心”，吵吵要下车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