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对不对的事儿，你这……”
    当晚一家三口吃过晚饭，苏思远回屋写作业，俩大人收拾碗筷。洗碗的时候，贺远跟苏倾奕说了一遍放学以后的事儿，末了总结道：“苏思远这孩子要成精了。”
    苏倾奕皱了皱眉：“他真这么说的？”
    “我骗你干嘛，一字儿不差。”
    “待会儿我找他聊聊吧。”
    “诶你可别介，”贺远赶紧拦了一句，“我都答应他不告诉你请家长的事儿了。”
    “不提这件事，”苏倾奕打消了他的顾虑，不过回屋前还是又冲他摇头叹了口气，“你就惯着他吧。”
    “苏思远，你过来。”
    “……什么事儿啊？”
    苏思远一听他爸叫他全名，心里就发憷，与其说是怕苏倾奕，倒不如说是怕他唠叨自己。他第一反应就是贺远叛变了，可等他走过去坐好之后，苏倾奕却没提请家长的事儿，反倒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你觉得我跟你贺叔叔是什么关系？”
    “啊？”苏思远一愣，空了一会儿才回道，“他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他。”
    苏倾奕又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喜欢么？”
    这回苏思远摇了摇头：“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因为你们睡一块儿，”苏思远脱口而出，之后又补了句，“奶奶说的，结了婚的人才能睡一块儿。”
    苏倾奕笑了笑：“我跟你贺叔叔可没结婚。”
    苏思远似乎又有些不明白了，挠了挠头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
    苏倾奕原先并没想过要在苏思远这个年纪就跟他说这些大人的事，可他现在到底不再是给口吃的就能什么都不想的小孩儿了，既然已经似懂非懂地知道了，与其让他自己胡乱琢磨，还不如先跟他解释清楚的好。
    “一男一女才能结婚。”
    “那……安叔叔和邢叔叔也不能结婚？”
    “是的，”苏倾奕点点头，对他能看出那两个人的关系也没什么意外之感了，“可是不能结婚不代表不能在一起。”
    苏思远琢磨了一会儿这话，突然眼神一亮：“没结婚那就是谈对象？”
    “也可以这么理解。”
    苏思远小声嘀咕了句：“那就还是喜欢呗。”
    “嗯？”苏倾奕没听清。
    “许鹏说的，互相喜欢的人才谈对象。”
    苏倾奕摸了摸儿子的脑袋，心想再说别的他也不会更理解了，最后只又嘱咐了句：“小远，在外面不要说我跟你贺叔叔的事，也不要说安叔叔的事，听见了么？”
    “知道了，”苏思远抓抓头发，“你都说过好多回了。”
    “那行，回屋吧。”
    苏思远立马起身，走了两步又回头不放心似的问了句：“真没事儿了？”
    “你还想有什么事？”苏倾奕知道他在犯什么嘀咕，却也没打算真唠叨他，毕竟已经答应过贺远了，他不想说话不算话。
    “没有没有！”苏思远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那就早点睡觉去。”
    “得令！”
    这天躺下以后，苏倾奕难得有些睡不着，他听着身旁贺远已经逐渐沉下来的呼吸声，想到苏思远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结婚”，突然很有些感慨。
    其实也就是没有那张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跟普通夫妻有什么区别呢？这么多年，彼此早已经成了对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或许他们的关系永远也无法被世人承认，可是那又怎么样？他们的感情，不需要别人来认可。无论再有多少次机会重来，他都绝不愿错过当年工厂礼堂的那一瞥——一见钟情，一辈子能有一次，实在已是天赐的缘分。
    第64章 第64章
    日子很快又过去一年，就在苏思远十岁生日刚过完没几天的时候，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跟毛主.席的号召，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文化大革.命。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各大院校，搞调查，翻档案，对全体师生开始了“摸底、排队”。苏倾奕被划成了“三类”人员，这其实只是个好听的叫法，实际上就是准右.派。不过既然还是待定，那对这类人员的政策就是三个字：看态度——如果在运动中认错态度好，表现好，便可以考虑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换言之就是还有改造思想、争取团结的机会；反之如果认错态度不好，那就极有可能被改划成“四类”，就成了真右.派，必然要按敌我矛盾处理，要孤立并且狠厉地打击到底。
    起先苏倾奕还想辩解两句——他早就被甄别摘帽了，按理他就是个普通群众，就算不是“一类”人员，好歹也该是个“二类”的中间派，怎么说也不至于被划成犯有严重错误的那一类。
    可这话他只在心里转了一转，都还没来得及往外吐，就被学校好几位老师的遭遇惊得又咽了回去——这段日子，有不少师生不满工作组这样的划分做法，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其实也不过是写了几张大字报或者发表了一些反对的言论，但这些行为全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牵涉到这些事件里的老师跟学生，甭管先前划分的是哪一类人员，最后都被归为了“三类”或“四类”，谁也没能逃过被批.斗跟校园游街的命运。
    亲眼目睹了这些场面的苏倾奕，自然是选择了闭嘴。他倒不是不敢替自己说话，只是现今这世道……真的没处讲理。
    有天睡前他跟贺远说话，难得表露了自己的不满：“我算看出来了，右.派这帽子只要你戴过一天就永远也摘不下去，就算是给你摘了，那也是攥在群众手里，只要你不老实不听话，随时都能再给你扣上。”
    “没事儿，你还有我呢，早晚能过去。”贺远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拿话安慰他。他们厂里虽然也开会贴大字报，但整体气氛比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学校还是要好了很多。
    这个时候，包括苏倾奕在内，他们谁都没有把形势想得太过严酷，都以为是组织上在二次“反.右”，大不了就是再被下放一回，只要有贺远在身边，苏倾奕觉得就算有一天还是逃不过去这一关，他也不是不能接受。
    可就在一个月之后，随着工作组的全面撤离，文.革.委开始接手学校工作，苏倾奕的苦日子也来了。八月上旬，学校贴出通知，勒令被定为“三类”、“四类”的人员按规定时间到学校报到，接受审查，甚至晚上也不准回家，统一关在“劳改队”交代问题。
    所谓的“劳改队”其实就是学校里一些平时根本没人去的杂物间或破教室，专门用来关押这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而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每个人都有一块写着“罪名”的黑牌子，平时只要出屋就必须挂在脖子上。
    苏倾奕虽是摘帽右.派，却也不能幸免，审查的人起初说他在课堂上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后来又说他“只专术不专红”，不过因为他只是个讲师，算不上任何权威，最后按给他的“罪名”便成了“反.动学术走狗”。
    他除了每天被逼着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之外，大部分时间还要被红卫兵监督着劳动改造，也就是扫街。不过由于他这几年一直住在贺远家，几乎没回过学校宿舍，他原先的宿舍也早让给了更需要的老师，倒是暂时躲过了被抄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