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发动了“汉浔间渡江战役”，从团风、蕲春一带渡过长江，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合围。
    5月15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3个师2.5万余人在武昌金口一带宣布起义，下午3时许坐镇武汉的“华中王”白崇禧乘“追月号”专机仓皇南逃，晚7时许，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午夜时分，最后驻扎武汉的国民党军第58军全部撤离。
    5月16日汉口解放，17日汉阳、武昌相继解放。武汉和平解放，虽没有经历战火，但也并非通电起义。
    三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保护城市，迎接子弟兵进城，平稳度过了短暂至暗的“真空期”。这种在新旧两个社会大变革、大交替中未发生战乱破坏的社会局面，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和党对湖北民主人士展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所赢得的，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意图。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陆续派出赵忍安、李声簧等一批骨干同志到武汉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配合开展好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武汉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上海局“应积极开辟大江两岸的工作，准备配合解放军三月渡江”的有关指示，于1947年10月下旬在武汉同时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1948年7月,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搞好武汉的城市工作,上海局撤销了中共湖北省工委和武汉市工委，成立了由曾惇、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和刘实组成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武汉党组织快速恢复、发展。
    1948年冬至1949年4月，共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发展新党员240余人,约占武汉解放时全市党员总数390人的61%，发展党外围组织十多个、外围人员2000余人。武汉的地下斗争还活跃着另外一只重要力量，中央及武汉周围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市工作部。
    1946年初,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最早派出吴永裕、吕梁、余杰、黄新元等人先期开辟武汉城市工作。至1948年夏，刘邓大军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建立豫鄂、江汉、桐柏等解放区后，中原局下属江汉区党委、部分邻近武汉的地委、县委，均先后建立城工部，中心任务是“开辟武汉及长江一带工作”。
    至1948年秋，以武汉为工作对象的城工部有11个，人员达2800余人，其中党员有50余人。
    武汉解放前夕，武汉内部虽极混乱，但市民因对我党政策不了解，对我党我军还普遍存有疑虑和恐慌，没有从积极方面找出路。中共武汉市委和各级城工部趁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
    城工部人员通过秘密交通线将大量宣传资料从解放区运到武汉,建立了秘密收听站和地下印刷点，在国民党当局戒严封锁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方式开展宣传。经过长期渗透，不同程度的掌握和控制了《大刚报》《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武汉时报》《正义报》《楚声报》《大众晚报》《华中经济通讯》等公私营报刊及前导通讯社、精诚通讯社等宣传机构。
    1949年2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在汉口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市委会，明确了今后工作的重心是完成城市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会议作出的《武汉接管工作中的调查研究问题》有关意见，市委及时收集“汉口城郊碉堡图”、“张淦兵团调查”、“鲁道源部武汉部署情况”、“湖北省公产情况”等一批有价值的资料，经整理后密送北平，编入《城市军管手册》，城工部则编写了《武汉调查》和《特勤介绍》。这些重要情报资料，为解放大军顺利南下威逼武汉、直至接管武汉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派李声簧到武汉，与李书城建立联系后，成功争取到李书城、张难先等为代表的湖北地方元老。他们在社会上极具响应力，敌人有所忌惮。经过长期努力，武汉党组织广泛地团结和争取了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一批爱国人士。陶述曾、周鲠生、孙葆基、朱裕璧、张天翼、邓克典、鲍鼎、唐长孺、陈经畲、林厚周、黄文治、曹美成等各界知名人士都先后与党发生了联系。
    他们不顾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坚持留在武汉，机智地与敌周旋，保护工厂学校和武汉地区公共财产设施。
    党组织还协助民盟、民建在汉建立组织，与各****保持密切联系，团结国民党革命派人士,结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在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人心思变的关键时期，市委策反工作在陈克东负责下，果断出击，首先针对武汉国民党当局的首脑机关“三府两局一会一司”即：国民党湖北省**、汉口特别市**、武昌市**,湖北省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湖北省议会、武汉警备司令部等国民党在武汉的重要部门进行了全面攻坚。
    省议会代议长艾毓英、武昌市长蒋铭、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汉口市长晏勋甫、汉口市**秘书长杨锦煜、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汉口保警总队队长胡武、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秘书长陈良屏等人先后弃暗投明。
    对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朱鼎卿的策反，虽然未能使他在武汉留下来，但后来他到川西还是宣布起义，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
    这些人及时转变立场,并以他们的名义和身份发布命令，带动大批部属成建制地留下来,按照党的意图、指示保管资财、档案和维持社会秩序, 如：武汉解放前一天，晏勋甫在市**系统中责令所属单位保护档案和财产；陈良屏则交出了国民党省党部、直属特务组织、县党部党员情况和“甲级党政军联席会议”核心机密材料及京山地区100多条枪的武装等。
    他们还在武汉解放“真空期”制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乱和趁火打劫, 同人民一道迎接武汉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