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健钢拿起纸笔递给秦应麟，说：“给你纸和笔，你把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存放的地方，及你们‘天津特别组’的所有成员，包括电台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前门外某货栈的情报员、通讯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写清楚。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懂吗？”
秦应麟回答：“懂，懂，请长官恩典，我写，我写！”
秦应麟很紧张地把电台存放的地点及“天津特别组”的人员情况写了出来。最后，老孙对秦应麟说：“给你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对你这样的老特务，只有彻底认罪服法，才有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你回到禁闭室，把你自己和你同伙的历史罪行，彻底交代。除此以外，把你知道的别的特务分子的情况也都写出来，才是你为自己提供量刑的证据。”
秦应麟回答：“是，是，我写，我彻底交代。”
从缴获的“天津特别组”与台湾保密局总台来往电报稿和被捕特务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保密局当时主要是密切注意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的迹象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
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和社会上的观察、传闻。仅有少数情报如：“聂荣臻部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五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宋时轮部携苏式80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等比较有价值。
公安机关在该组立足未稳、尚未觅得更重要情报的时候即将其打掉，对保卫首都，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苦心经营并寄予极大希望的这个特务组织，潜入京津地区活动不到半年就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对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的破获，印证了在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时，李克农给毛人凤的电报中发出的“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的警告。
赵继统在刚“出狱”之时，就给自己的老部下，抗日时期一直担任联络员的“长耳”去了一封报平安的信件。“长耳”身有残疾，日本战败之后，就没有回国，而是留在日本养老了，顺便将日本**和驻日美军的一些动向发给国民**换取点津贴。
但是他接到过命令，一旦收到赵继统的来信不可私自拆验，立刻转送台湾蒋经国先生亲启。
蒋经国自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冲突，工作受阻后，就一直负责将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台湾事宜。没想到终于收到了赵继统的来信，信中除了给“长耳”说了一下自己的近况之外，还将报纸上毛人凤屡次受挫的几件事描述了一下。
然而在信封的内壁上用密写药水写了几点意见，一、规劝蒋经国尽快插手情报事宜，现在国军困守孤岛，情报部门已经是重中之重了，万不可再由他人掌控。二、趁蒋夫人滞留美国不回台之时机，依靠蒋总统和陈诚之势力尽快进入党内决策核心。三、决不可派人接近自己，共产党派了大批公安潜伏在自己周围，意图守株待兔。四、命令“长耳”将日本一些不重要的情报发给自己，既可以换取长期通信的权利，又能为他再增加一份收入。
自来台之后，陈诚的态度晦暗不明，蒋经国一直没敢有大动作，现在赵继统既然冒险来信提点，说明时机已到。他迅速将赵继统发来的中共揭露的毛人凤几次大行动失误的情况整理出来，跑到老蒋那里去打“小报告”了。
蒋介石的政治资历比赵继统和蒋经国加起来都多，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意图，虽有私心，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而且赵继统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美国既公开为台湾当局充当保护伞，对台湾当局颐指气使。台湾当局与美国**沟通的主要中介，则是宋美龄。
当时曾有人借用医学名词为台湾官场的政治分野下定义，蒋介石一系称作“内科”，蒋经国一系称作“小儿科”，宋美龄一系称作“妇科”。“妇科”因有美国背景，权倾一时。毛人凤一直走的都是“妇科”路线。有宋美龄为他撑腰，他当然可以谁的账也不买。
蒋介石有心为自己的儿子撑一把腰，他连下三个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三是派“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
即使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毛人凤、郑介民、叶翔之、叶秀峰，哪一一个都比彭孟缉的资历高出一大截。在等级制度严格的谍报系统中，彭孟缉要“协调指挥中央各情报单位”谈何容易！
蒋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选择彭孟缉，针对毛人凤的自负，故意派个层级较低的人去领导他，以打击其气焰。由于毛人凤等的抵制，彭孟缉开始也是一筹莫展。
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彭孟缉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略施小计，便把台湾所有谍报机构的内情全部掌握，而后实现统一调度，自非难事。
“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因此膨胀到惊人的地步。彭孟缉初步整合了台湾谍报系统，但他并不是十分清醒，没有意识到他不过充当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稳坐在“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椅子上，毫无“功成身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