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看到了内阁会议的记录后笑了笑，孙承宗的表现让他很是满意，他已经看明白了民众的心理，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让民众接受好的政策，已经成为了一个务实的官员了。
而象杨涟，左光斗等原来的东林人，也慢慢地蜕去了东林人一贯以来那种好虚言，轻事实的风格，都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得力官员。在原来的历史上，这两人都已经死在狱中，现在却贵为一部尚书，为了大明的农业和水利事业尽心尽力，得到了大臣和百姓的一致好评。
由此可见，皇帝的喜好是很容易让官员们知悉的，而且对于整个官场有着指导性的作用。象嘉靖帝迷信道教，便有青词宰相严嵩的受重用，大臣们都来写青词。现在朱由校想要办实事的官员，那么官员们摇身一变，便很容易从平日的激昂时事变得务实有为。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而上梁不正下梁歪更是说出了事情的本质。
大明的官员数目正在迅速增加，吏员学堂和会计学堂的学生们进入了各级官衙进行实习后，表现优秀的被迅速地提拔到铁路部，农业部，水利部，税务署，银行等新兴部门中。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京师大学堂又新添加了一个管理学院，专门培养初级官吏。
而科举还是在正常举行，只是参加的人数在大幅度地减少。一年几百个的进士名额对于几万甚至十几万的举子来说比例确实太少，何况学堂出来后一样可以做官，象吏员学堂第一期的学员最高的已经是四品官了，这可是算高级官员了，这升迁速度便是科举的一甲也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
当然，科举的形式也进行了改革，以前考的是八股文，重对仗，行文格式极其重要，而现在的科举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便是算学，一部分便是策论。算学是做不了假的，而且答案唯一，也防止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出现，占了一半分数。策论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论述，要求言之有物，空话大话是得不了高分的。
算学必须得到三十分或者以上（总分五十分），才会看他的策论。而策论的阅卷是采用的一初阅，二重阅，三抽阅的形式，一经发现有徇私舞弊的情况，考官剥夺官职，其家产充公，永远不准再进入官场。考生则永远失去考试资格，并要在劳动营中改造三年。
每次乡试的试卷由教育部组织当地的学堂教师出题，阅卷。而会试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一直到考试前天晚上皇帝才将题目拟好，然后由书记官抄录好后，第二天在考场里面公布。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题目泄露的可能性，保证考试成绩的相对真实。
殿试则是一篇策论，由皇帝当场出题，一般都是对当前大明国的形势的看法，属于开放型的题目。贡士们当场作答，由内阁阁员当场阅卷，皇帝审阅，然后评定名次。
虽然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少了，但其实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杀进殿试的都是极为聪明之辈，所以朱由校对他们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的，而且从中也挑选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人才，放在各级官府中先历练，等待他们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各藩属国的学生对于学堂的兴趣缺缺，却对科举考试情有独钟。特别是南越，在天启十一年的科举中有一名南越学子高中了榜眼，而大明将这个南越榜眼直接任命为广西道御史，并且赏赐给其家人大量的银钱和物品，一时震惊了整个南越。很快在南越掀起了一场学习的热潮，南越当地的汉文书籍销售一空，倒是让卖书的商人很是赚了一笔。
朱由校认为科举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特别是在传播华夏文化方面，现在的南越，新洲，渤泥的汉化教育进行的极为顺利，在当地汉语已经成为一种高贵的语言，而本地语言被压制得很厉害。而日本和朝鲜两地本来就是大量使用汉字的地区，现在则是汉字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朝鲜，原本只是在高层中使用汉语和汉字（下层人基本不识字），现在也随着劳务输出的进行，大明与朝鲜的交流更加频繁，使得大量的下层民众也开始认可汉语，以讲汉语为荣，朝鲜本身的谚文倒成为了身份低下的象征。
对于这种情况，大明的君臣是喜闻乐见的。特别是以孙承宗为首的一群官员，总认为只有汉字才是最美丽的文字，汉语是最美丽的语言，让所有的藩属国子民都讲汉话，写汉字是每个儒家弟子努力的目标。而他的忠实拥趸，教育部长杨鹤安排了大量的学子，远赴大明各藩属国，进行汉语教育。
而为了在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的藩属国中传播汉语和汉字，经过朱由校的批准，由杨鹤牵头，组织翰林院的学士进行了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本身是一个自汉字诞生以来便在进行的过程，在南北朝时第一次出现了简体字这个名称，又称破体字，俗体字等。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杨鹤他们先搜集了自宋元以来常用的一些简化字，制成了《常用简体字表》。选字时有三条原则：以述而不作之原则；择社会上比较通行之简体字，最先采用；原字笔画甚简者，不再求简。
《常用简体字表》首先应用到藩属国内，结果反映非常好，大家一直诟病的字难写在这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报经皇帝批准后，在天启十年时，开始在国内学堂中推行。
杨鹤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得意洋洋地指出，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南越的喃文，朝鲜的谚文应该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完全消失，而吕宋，渤泥，缅甸，暹罗大多没有文字，只有语言，正适合汉字的进入。可以期望，百年之内，这些藩属国与国内无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