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冒用身份的吴培根在睡梦中被带回了刑警支队。他生于1975年，虽说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比药房老板翟国庆还苍老许多。据说这些年，他全靠在建筑工地出苦力谋生。因为酗酒的恶习，他有钱就买酒，无钱才出工，过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日子。当民警冲进他的住所，把他抓获时，他还在醉生梦死，稍微清醒后才恍然若失起来，明显知道警察找他是为了什么事。
    这桩案子的线索明面上是由反扒大队挖出，实际却是914专案组掌握的。跟刑警支队办理好交接手续之后，第一次审讯由专案组进行。这些年展峰可谓阅人无数，对吴培根这种作案手法并不高明的嫌疑人，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只需要开门见山就可攻破他的心理防线。
    在出示了相关物证后，吴培根基本默认了这事。
    展峰看着低头不语的吴培根道：“跑了这么多年，你也算是够本了，那就说说吧。”
    吴培根挺了挺佝偻的身子，冷笑道：“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帮贼这么没出息，折腾了十多年，到头来居然选择了报警。”
    “果然是你，”展峰道，“你当年仓皇逃回老家，是不是因为贼帮的人发现了你？”
    “我怀疑是，但也不敢确定。”
    “为什么是怀疑？”
    “因为那人见着面生。”
    “你对贼帮的了解有多少？”
    吴培根呵呵一笑：“自从陶奶的救命钱被偷后，我这辈子就跟贼杠上了，这些年他们折了这么多人在我手里，你说呢？”
    “好好回答，你说的救命钱的事情，到底发生在哪一年？”
    吴培根想都没想便答：“1993年3月。”
    说完他就面露恨色，显然对他来说，这件事的发生，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展峰让他缓了口气，这才问：“仔细说说具体情况。”
    回忆起当年，吴培根仍有些无法压抑哀伤：“你们去找过村长，从他那里应该了解到了我的身世。我从小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要不是陶奶收养我，说不定我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陶奶为人和善，从不跟人争执，可是这年头好人没好报啊。陶奶五十多岁时，就隐约感觉身体不舒服，可那时我还小，带着我这个拖油瓶，她只能吃点廉价的药片死撑。每回陶奶捂着肚子疼得死去活来时，我都会请乡里的赤脚医生，可医生问起她的病情时，她老是敷衍了事。最后一次给陶奶医治时，医生丢下一句话，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医生说，有病不瞒医，瞒医害自己。医生早就看出了陶奶病情在加重，可她自己又何尝不知。她要是在医院住下，我这张嘴要去哪儿吃饭？
    “1993年2月底，我刚满18岁，当天我正在喂猪，陶奶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见她这回有些不对劲，就坚持带她去县医院。她怕花钱执意不去，可那时我长大了，她拗不过我，就只好去了。那天，冰天雪地，河面结了厚冰，没有渡船，我推着架子车从河上硬是蹚了过去。经华强县医院诊断，陶奶患的是慢性胰腺炎，不过因为久拖不治病情加重，必须抓紧凑钱做手术，没有钱就只能保守治疗，那就是等死。
    “我从小和陶奶相依为命，粮食只够糊口，在我16岁时，我们祖孙俩才咬着牙，用多年的存款买了两头猪崽。陶奶还盼着猪生猪、崽生崽，等我到了娶妻的年纪把它们给卖了，给我成个家。陶奶在病床上疼得快说不出话，我临走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说，她救不过来就不救了，让我一定不要把猪崽卖了。
    “陶奶对我有养育之恩，做人要知恩图报，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罪，我嘴上答应了她，回村里，就把猪全卖给了邻村的屠夫。因为等钱救命，几头猪才卖了1500元，刚够手术费。
    “得了钱后，我就急忙往医院跑，可紧赶慢赶还是晚上才到。我是直奔收费窗口，收费处的人告诉我，需要医生开单据才可以收费。于是我又掉头去找医生。跑到医务室，医生又告诉我值班主任正在上手术，让我等一等。就这样，我从上到下把医院跑了个遍，后来实在跑不动了，我干脆就坐在手术室门前硬等。
    “这时，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走到我跟前问这问那，我本就是个热心肠，没怎么多考虑，就帮她一一解答。可能是我说话太投入，等我回过神来，一位跟她年纪相仿的男孩，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这男孩刚走不久，跟我搭话的女孩也借故离开了。
    “起先我并没想那么多，就盼着医生从手术室里赶快出来，可后来一琢磨有些不对劲。手术室在三楼，一楼大厅就有坐班医生，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在手术室门口问这问那？想到这儿，我突然感觉全身的寒毛都奓开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一摸口袋，果不其然，装钱的信封没了。那可是陶奶的救命钱，我跟疯子似的满大楼找那一男一女，可嗓子喊哑了眼泪哭干了，也没见到对方的人影。没钱手术，陶奶被我接回家保守治疗，半个多月她就咽了气。
    “把陶奶安葬后，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这个坎，于是那段时间我跟着了魔一样，天天在华强县医院门口守着，我心里暗自发誓，只要让我发现那两个小偷，我一定要把他俩碎尸万段。蹲了有个把星期，医院里有位年纪大的领导注意到了我，就上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抓小偷。那人觉得新鲜，就问了我缘故，我一个农村娃没经历过社会，那人问什么我就说什么。聊完后，他问我愿不愿意留在医院当保安，包吃住，一个月100。这样就能天天留在医院里抓贼。我起先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那人告诉我，他是医院里的领导，注意我很长时间了，只要我愿意就能留下来。
    “那时我已做好跟小偷死磕的准备，就算不给钱我也愿意干，何况还有工资。就这样，我成了县医院的一名保安。医院里算上我，只有三名保安，我年纪最小，其他两人都已五十多岁，他俩平时只负责巡巡逻，抓贼的事，就基本落在了我头上。在医院上班不到一个月，我抓了五个小偷，到后来发展到只要我当班，就没有小偷敢在医院行窃的地步。”
    展峰听完这些，又问：“你和翟国庆是怎么认识的？”
    吴培根抬起的头有些颤抖，明显是长期酗酒引起的中毒症状：“我在医院当保安时，他也在医院上班，我当年还救过他的命。”
    展峰讶异道：“救过他的命？”
    吴培根肯定地说：“对！这事也跟一个小偷有关。我记得那时他刚分到县医院不久，他母亲来医院看病，钱被扒手给扒了，他发现了那个扒手，紧跟着就追了出去。翟国庆年轻气盛，把小偷逼进了一个死胡同。就在这时，对方掏出了一把刀要跟翟国庆死磕，还好我及时赶到，否则他可能就性命不保了。
    “我们当时手无寸铁，虽然占了上风，我也只能先放对方一马，在小偷跑出巷子后，我从路边抓了一块砖头，又追了上去。对方体力不支，没跑几步就停了下来。我告诉他只要把钱留下，我不会为难他，可他死活不同意，拿刀就朝我捅了过来。
    “既然对方要跟我玩命，我当然不能心软了，我就把手里的砖头扔了过去，正好砸中了他的脑前门。看他踉踉跄跄还没倒，我又搬了块更大的石头。我从小干农活，手劲本身就大，那个小偷就被我当场砸死了。附近的围观群众看见杀人，就报了警，警察经调查，判我是正当防卫，没有追究我的责任。医院知道这事后奖励了我1000元。事情传开来，我还上了报纸。从那以后，我和翟国庆就成了铁哥们儿。”吴培根说到这里，似乎有些向往当时的春风得意，咧嘴露出了笑容。
    “后来你因为故意伤害罪入狱，又是怎么回事？”
    “唉！”吴培根闻言长叹一声，“因为那次受关注后，我有些膨胀，抓起贼来更不要命。那天，我在医院值班，看见有个人在大楼里鬼鬼祟祟。此人我很面熟，他绝对来过不止一次。我一眼就判定，他是个扒手。于是在他准备下手时，我喝止住了他。他见到我拔腿就跑，我跟在后面追，跑出医院后，对方被我逼得停了下来。我让他把东西交出来，他却矢口否认，说自己没有行窃。我觉得他在我值班时偷东西是完全不给我面子，一拳就抡了过去。对方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两颗门牙被我打掉了。那小偷疼得在地上打滚，我也没管这么多，上去搜了身，确实也没搜到东西。见他那样，我就又给了他一拳，好让他长长记性。可我没料到，晚上辖区派出所的刘所长就让我去配合调查。
    “因为抓贼的事，我跟刘所长有些交情，到了所里我才知道那小偷把我给告了，说我是故意伤害。捉贼捉赃，我抓他时他还没有下手，从法律上讲不构成犯罪。倒霉的是我打他时，有不少人在场。所长说牙齿打掉构成轻伤害。要是对方不同意调解，我只能进去吃牢饭。
    “我是华强县的反扒之星，就算让我牢底坐穿，我也不会跟一个贼和解。刘所长苦口婆心劝我半天，他甚至都说到要自掏腰包赔给对方去解决这事了，我还是油盐不进，死活不同意调解。再说了，对方的态度也很坚决，不管给多少钱这事都没完，除非我进去吃牢饭。我起初觉得，小毛贼还挺有骨气，后来刘所长告诉我，这可能就是扒手专门给我下的套。我仔细一琢磨也后悔了，要不是太冲动，也不会这样被人揪住把柄。刘所长对我是仁至义尽了，他也得按法律程序办事，我不怪他。后来那小偷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服刑期间，我遇到了好几个扒手，他们都是被我亲手送进来的。好不容易逮到个机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我，我在牢里的日子可不好过啊！出狱后这帮人还扬言要报复我，说实话，我不进号子还不知道，我们市的扒手远比我想得多太多，而且他们组织严密，就凭我一个人，抓到老死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出狱后，我是真怕了这帮贼人对我打击报复，所以我也就不敢在华强县再待下去了。走投无路，我只能去投奔翟国庆，他当时调到了塔山区第二人民医院，他的姐夫还是那个医院的院长。我想着能不能托他的关系，在医院当一名保安。可塔山二院是公立医院，我有犯罪前科不符合规定。实在没有办法，翟国庆借给我些钱，改了个地鳖虫在市区载客。
    “虽说华强县跟塔山区有近百公里的距离，但我也不敢保证，那边的贼和这边的贼不是属于同一个团伙。于是不管是白天黑夜，我都戴着口罩，生怕被那些贼认出来。在监狱那两年，贼帮的人合伙折磨我，不让我睡觉，只要狱警不在就对我拳脚相加，确实把我给搞怕了，甚至都有了心理阴影。我为什么爱喝酒？一到了晚上不喝醉根本睡不着。好在每天晚上收车后，我都能和翟国庆喝几盅、聊两句，否则我感觉撑不了多久就会崩溃的。
    “这样的日子约莫过了一年。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找翟国庆喝酒，喝酒时，我看到有几位警察提着箱子在医院大楼里上上下下。我问翟国庆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白天有一名病人，因为救命钱被扒手给扒了去，想不开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死的是个女人，膝下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据说这笔钱也是东拼西凑才借到的，现在钱没了，她也不想再拖累家人，就选择了轻生。
    “听翟国庆说完，我就像是发了疯一样。陶奶的遭遇、那两年在监狱受过的虐待，还有出狱后饱受的折磨，一股脑地都涌了上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无论翟国庆怎么劝我都听不进去，回家后我只有一个念头，与其这么苟且偷生，倒不如跟这群贼鱼死网破算了。杀念挥之不去，我琢磨过很多杀贼的方法，我还知道药房中存有乙醚。后来我趁翟国庆酒醉时把乙醚全给偷了去。我清楚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可我没有回头路。后来听说，翟国庆因为这事被单位开除，我也很自责，但我只能把这份愧疚转化为我杀贼的力量。
    “在塔山区的这段时间，我在各种场合见过不少扒手，凭我暗中观察，他们行窃有一定的规律。夏天只要到晚上8点，扒手们就会收工，冬天提前一个小时。摸清门道，我就开着车守株待兔，只要有扒手上钩我就先用乙醚把他们迷晕，然后回家里用锤子砸死他们，最后拿着铁锹去牛家山山沟里埋尸。
    “杀第一个人时，我还很紧张，之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手。我也在观察这帮贼会不会报案。可前后等了大半年，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连杀了五个贼，可就在处理最后一具尸体时，我被发现了。那天夜里我把人敲死后，像往常一样把尸体运到牛家山，刚把土封上时，我突然听到树林里有动静。动静虽小，但我100%可以确定那是人的脚步声。”
    展峰有些好奇，“你是依据什么判断的？”
    吴培根说：“还不是在监狱服刑时，被那帮贼给逼出来的毛病，要想不被打，耳朵就要灵光。尤其是脚步声，我分得最清楚。”
    吴培根又说：“我当时假装没听见，悄悄地在树林里躲了起来。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看见一个男人扛着锹在挖尸体。我被吓得毛骨悚然，那么黑的天我连他的长相都看不清，他却能准确地找到埋尸位置，这人绝对在暗中观察了我很久。我憋着气不敢发出动静，直到那人把尸体扛走后，我慌忙用锹挖开了另外五处埋尸点，这不挖不要紧，一挖我的心瞬间掉进了冰窟窿，之前我埋的所有尸体都不翼而飞了。事情败露，我知道塔山区不能再待了，在不确定对方是不是跟踪我的前提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取了些钱先逃回老家避难。我还以为贼帮这么多年没找我，这事就算过去了，没想到这帮孙子居然会报警抓人。”
    吴培根说到这里，抬起脸目光炯炯地看向展峰。
    “我知道我死定了，为了报仇干了这种事，法律不会放过我的，可是警官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点都不后悔。”
    说完，吴培根低下头，手脚继续轻轻地颤抖起来。
    “反正没有陶奶……我早就死了……”
    他的声音变得很轻，彻底融在了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