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要与澳葡开战吗？陈文强并没有十分确定，但他必须做好准备。
    在广东，袁树勋比张人骏要软弱，唯朝廷之命是从，惧怕洋人，更惧怕由此影响他的前程；李准，也缺乏血性，更是在专制下不敢造次；吴禄贞在两广交界处领兵，也不太可能抽兵返粤。
    这样一来，能与澳葡一战的只剩下了陈文强的武装警察。这还只能应付陆上的战斗，如果需要水师配合，他不到场，李准也不会听他调派。
    如果澳葡真的想用武力实现扩张，那陈文强便只能以牙还牙。尽管他安抚了张之洞，保证不轻举妄动，但实际上，陈文强已经发出电报，命令广东的武装警察秘密集结。
    葡萄牙，一个欧洲的三流小国，远隔万里，能派出多少人马远征？就凭在澳门的那两三艘称不上船坚炮利的军舰，就凭澳门那不到一千的驻军，要真打起来，肯定不是大清国的对手。但历史上的澳葡就是凭这么点微薄的武力，却制造了路环血案和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抵御外侮，满清是太软弱无能了。陈文强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再加上“二辰丸”事件，已经对这个所谓的朝廷彻底丧失信心。
    凭一己之力与澳葡开战，陈文强当然不是莽撞冒失，而是有倚仗，有谋划的。最大的有利条件便是他是革命党，他与西南革命军暗通款曲，这样他便能调动吴禄贞手下的人马，而不用担心革命军趁机来攻。
    当然，没有人知道陈文强的通盘打算，也不明白与澳葡打一仗，对陈文强有着怎样有利的作用。
    一个强势的人物，不仅仅是官职众多，也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名望才能，还有着敢于迎战的勇气和魄力。只有如此，才能得到美、德，或者更多列强的刮目相看，才能得到美、德更有力的支持。
    而陈文强与另一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袁世凯还有着很大的不同：袁世凯的官位是比陈文强要高，势力也要大，但他在专制制度下却依然是清廷可以随时废弃、甚至处死的卑微臣子；陈文强呢，却远离朝廷中枢，在琼州有自己的退身之地，在广东有举足轻重的实力，清廷想处置他，谈何容易？
    换句话说，陈文强再加上吴禄贞，在西南革命军的威胁下，是清廷不敢轻易触动的地方实力派。袁世凯能明升暗降，调入中枢；张之洞也能用同样的手段，拿下他的湖广总督；陈文强呢，却可以奉召而不至，领旨却不遵，清廷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陈文强还有一个要挟清廷的筹码，应该是百试百灵的，只不过他现在还不想用。很简单，他只要稍露出不满，稍稍表示要转投革命党，清廷便只能安抚，以稳定西南战事。
    辞别了张之洞，陈文强便乘火车立即南下。在湖南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稍作停留，视察并安排产业和警备军的诸项事宜，然后才由水路进入广东，由韶关再乘车，风尘仆仆回到了广州。
    ……………
    在日本的“抗议”下，清廷外务部会同粤督袁树勋严禁粤商抵制日货，日本驻广州领事也照会两广总督，允撤销“二辰丸”案的赔款要求。
    但抵日运动并不因官方的反对而终止，甚至范围还在扩大，民情依然激愤。
    其时，抵日运动正越来越广泛、深入，早已经不是局限在广东，但两广同乡会最是热情，不仅仅是国内，海外粤籍华侨也积极响应，从南洋到美洲，华商不订日本货，华人不用日本货，以香港方面组织“振兴国货会”开始，国内各商埠、城市也纷纷成立类似团体，将抵日运动推向更加持久化、有序化。
    陈文强回到广州，拜见了总督袁树勋，对其立场不表赞同，但也没说过激言语，模棱两可地应付了一番，便告辞而出。随后的日子里，他坐镇黄埔，一边继续暗中支持抵日运动，一边开始针对澳葡进行布置。
    虽然作了打的心理准备，但军事并不是唯一的手段。陈文强与智囊所制定的是“军事与商业并举”的掣驭澳门的方案。
    在军事方面，陈文强以武装警察接管了北山岭的湾仔炮台，并进行加强，使两处互为犄角，同时对各隘口亦加派军队驻扎；在商业方面，陈文强则以劝业道的官职名分，鼓励和支持华商加强香洲埠建设，并在湾仔开辟商场，动员澳门商民移迁其它地方开业，以抵制澳门商务。
    香洲位于南海之滨、珠江口西岸，东水连香港，南接壤澳门，背倚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更吸引人的是陈文强公布的优惠政策，比如免官税三年；在香洲建厂所生产的商品在粤、桂、湘减免厘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盖房、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排污、通排洪、平整土地）达一定额度者可直入选“香洲”管理委员会，除维护治安、打击犯罪外的香洲日常事务全部交由管理委员会管理，官府不予插手……
    总之，香洲与后世的经济特区比较相似，比当时上海的城厢自治更加宽松。而陈文强在此时推出诸项优惠政策，一是为了抑制澳葡商业，其次则是为了欢迎受邀而来的南洋、美洲两大华商总会的诸位华商富豪。
    外资和侨资，是陈文强招商引资的重点。外资中以德资为主，因为陈文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侨资，对于陈文强来说，则是更感安全可靠。
    从南洋到美洲，这两大华侨最多的海外地区，能够建立华商总会，能够应陈文强的邀请回国考察、投资，并不只是陈文强一个人的影响，各地区的复兴会支部也得到总部命令，号召侨商回国参与建设，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从这一点来看，复兴会本身的思想、理论建设，以及会员的眼光、见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变得不那么狭隘、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