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场案案发一年后，穆和伦、张廷枢将三审结论奏上：主考左必蕃纵容舞弊，革职查办；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贿判斩立决；程光奎、吴泌等生员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拟绞或枷责；两江总督噶礼卖举无迹，但审案不力，该受切责；江苏巡抚张伯行捕风捉影，诬劾朝廷重臣，当革职论处；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实”，免议。
    这一次的结果可谓煞费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开处置赵晋、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实据的考官、举子，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气。看起来，似乎比前任钦差要厉害得多，但在互参案上，一如他们的前任张鹏翮所奏，称噶礼与舞弊案无关，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皆虚”。
    已经被免职的张伯行倒是依旧无所畏惧，又上了一道奏折，说：“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我张伯行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陛下再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审的结论和张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叹，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多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但他也知道科场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满汉大臣之争，即使再追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没有应张伯行的要求再派钦差审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伦等所审的结果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审。
    四审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见相关官员，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议奏的结果是：噶礼、张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协恭，互相讦参，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礼著革职，免于严查深究，由漕运总督赫寿接任两江总督；张伯行著革职，但留任江苏巡抚。这样，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最终以互参案了结。
    而本已经被从轻处理的噶礼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恼怒母亲曾经在皇帝面前替张伯行说话，与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勾结，暗中在母亲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亲。东窗事发后，被怒其不争的康熙皇帝赐令上吊自尽，色勒奇、干都也被斩首。
    又传说噶礼自尽时向监绞官行贿，因此还没有气绝就被放下来装入了棺材。噶礼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时日，实在不耐烦了，便开口问道：“我可以出来了吧？”谁知道监绞官还没有走，棺材周围还有一些人，看到噶礼突然坐起来，无不骇然。监绞官生怕受贿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将噶礼劈倒，连同棺材一起烧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场案中最后处置结果下达。相关人物安徽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副主考赵晋，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山阳知县方名斩立决；举人吴泌、程光奎，合谋者俞继祖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职；请人代笔者徐宗轼、夹带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责。
    然而，奇事还没有结束。赵晋在处斩的头一天，忽然在狱中病死。一时间，谣言哄传。有人说赵晋是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赵晋好友王式丹杀死一名乞丐，将尸体藏在肩舆（轿子）中，入狱探望时偷梁换柱，以死丐冒充赵晋，而赵晋本人则攀着绳子逃出大狱；还有人说那具尸体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张大。
    张伯行听说后赶来验尸，发现尸体确实不是赵晋，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说：“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康熙皇帝曾经命张伯行等人在苏州审讯王式丹，株连多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赵晋逃走后，“通缉多年无获”，最后连王式丹也被无罪释放。
    求取功名的科场素来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场，布满了荆棘。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江南辛卯科场案在经历一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落下了帷幕，虽然许多隐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过，比较而言，康熙辛卯科场案远不及顺治丁酉科场案那般腥风血雨，这也正是时局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已经走向稳定的标志。
    肆、顺天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外有帝国列强虎视眈眈。
    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内乱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大沽之战。无能的清廷在外国侵略者枪炮的威胁下，签订了《天津条约》。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瑗珲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战火纷飞。清廷为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了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困，率部奋力与清军血战，清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淫、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姓名和来历。红角儿如实回答道：“小的这朋友是满人，名叫平龄，素娴曲调，经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誉满京城，也开始赚包银了。”端华听了大笑，也没当回事儿，转身就将此事当笑话讲给了众宾客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刚好肃顺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寿宴结束后，肃顺开始暗中调查平龄。平龄为镶白旗人，酷爱戏曲，本人戏也唱得不错，经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为京城的名伶。当时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声名噪动京城，平龄号称“赛松林”，可见其名头之响。但戏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平龄此人素来不学无术，却能得中乡试第七名，实在令人起疑。
    当时肃顺一党忙着与柏葰争权，肃顺感觉这是个搞垮柏葰的大好机会，决意利用这次科举的岔子大做文章。于是，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一样，戊午科场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当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给咸丰皇帝，指出本年顺天闱乡试有舞弊行为，共有四件科场违规事发生：“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尤其揭发了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咸丰皇帝正沉迷于圆明园“四春”（四名美貌的汉人女子）的美色当中，但孟传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态严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此案。主审者载垣和端华刚好是柏葰的死对头，由此兴起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科举案。
    ［清朝初年，顺治皇帝生母孝庄皇太后为了保证满人的血统，下令后宫禁止“小脚女子”（即汉女）入内。咸丰皇帝喜欢汉女，但不敢违背祖训，所以将汉女安置在圆明园。四春后为懿贵妃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嫉恨，被诬为“内侍匿小脚妇女”，借口执行祖训杀死。此事也成为咸丰皇帝逐渐疏远防范懿贵妃的由头。］
    平龄先被逮捕，但在审问时，支吾不清，不肯交代。案子还没审清，没两天，他便莫名其妙地“瘐死”在了大狱之中。平龄的答卷被重新调出来审查，发现其墨卷（考生原卷）内草稿不全，朱卷（誊录生誊录出的副本）内有七个错谬之处被改过。追查之下，同考官邹石麟被迫承认朱卷是他所改，他以为错别字是誊录生誊录时的笔误，所以才代为改正。
    载垣等人将审理平龄的结果上奏后，咸丰皇帝很愤慨在自己眼皮下还能发生这样的事，于是下令复查全部试卷。
    当年十月二十日，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人的严密监视下，刑部尚书赵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湘系经世派代表人物，后入曾国藩幕僚，与曾国藩是儿女亲家）等人在圆明园重新勘查了全部试卷，最终发现有五十多本试卷也应讯办查议。
    其中，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的试卷，竟然有三百多个错别字。咸丰皇帝听说后，惊讶无比，立即派太监到礼部取得试卷，亲眼看到后才不得不信。他立即召罗鸿禩到南书房复试，复试的文题是“不亦乐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暗有讥讽揶揄之意。监考官则是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阅卷官是兵部尚书陈孚恩。复试结果，罗鸿禩的答卷“疵蒙谬累”，罗氏“通关节”中举的作弊行为一览无遗，当即被逮捕下刑部大狱。余怒未消的皇帝还下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将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等候进一步的处理。
    肃顺从罗鸿禩入手，追查到他与同考官浦安交通关节一事，又将浦安逮捕审讯，整个过程遂真相大白。原来，罗鸿禩参加顺天乡试前，托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代为通关节，李鹤龄便求助其同年进士、本届乡试同考官浦安。浦安便与罗鸿禩约好了关节暗号。阅卷时，浦安找到了带有暗记的罗鸿禩的试卷，便推荐给主考官柏葰。柏葰看到这本试卷错误百出，便让亲信家丁靳祥去告诉浦安，此本试卷不符合中试条件。
    当时柏葰年老，许多事情都交给家丁靳祥处理。靳祥其人天资聪慧，知书达理，柏葰对其十分信任，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于是浦安竭力向靳祥恳求，并说其房中中试者只此一本。靳祥答应为浦安出头，力说柏葰不如顺水推舟，卖个人情给浦安。柏葰果然听从了靳祥之言，抽出了本已中试的刘成忠试卷，换成了罗鸿禩的试卷。
    后来榜发，罗鸿禩果然由浦安推荐得中正榜，如愿以偿。他前去答谢浦安时，浦安告诉他说：“其实你还要多谢一个人，他就是柏中堂（柏葰）的门丁靳祥。你能够中试，多亏靳君之力。”于是，罗鸿禩送了十六两银子给柏葰，表示感谢。另有五百两银子给中间人李鹤龄，李鹤龄留下二百两，将剩下的三百两转送给了浦安。
    肃顺审清来龙去脉后欣喜若狂，立即迫令柏葰交出关键证人靳祥。此时靳祥已经陪同分发甘肃知府的钟英（柏葰之侄）离开京城。听到风声后，靳祥立即出逃，结果在陕西潼关被陕西巡抚曾望颜拿获，押解回北京归案。不过，靳祥不久后就病死在刑部大狱中。据说他是有意自杀，以求死无对证，意在保住老主人柏葰。然而，在肃顺的威逼下，浦安和李鹤龄如实交代了主考官柏葰的受托情节，有无靳祥的供词已经不重要了。柏葰被立即逮捕，交给刑部监禁。
    柏葰本已经是正一品大员，荣华富贵都已经是囊中之物，仅仅因为听信家丁一言，收了十六两银子，便引来此等大祸，身败名裂，晚节不保，自然是追悔莫及。虽说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渎职而已，算不上受贿，但也自知与肃顺一党素来不睦，对手历来视自己“如鲠在喉，不除不快”，好不容易有此机会，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但至多也不过是流配新疆而已。昔日和珅罪大恶极，最后也只是被赐自尽，自己仅失察之罪，不过褫职而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吧。柏葰一边这般安慰自己，一边吩咐家人收拾好远行的行李。
    咸丰九年（1859）二月十三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大臣联衔上奏，将案情作了详细汇报，奏疏上对柏葰的处置是“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
    当日，咸丰皇帝在勤政殿召见诸亲王、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和各部尚书，商议如何处置柏葰。柏葰在朝为官三十余年，老成宿望，资历很深，咸丰皇帝有意询问群臣说：“柏葰有无屈抑？”其实是感念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且已经老迈，打算从轻发落，只要有大臣站出来“乞恩”求情，皇帝便可顺水推舟。但肃顺果断敢为，“治事严刻”，好用重典，之前曾力主杀死和谈不成的宗室耆英。群臣畏惧肃顺一党的势力，竟然无人敢回答皇帝的话。而肃顺本人又及时站出来，大讲了一通“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的道理，要求立即将柏葰正法。咸丰皇帝便不再坚持，准肃顺所请，同意将柏葰“斩立决”。
    可怜柏葰素有宽厚谨慎之名，以为至多不过是流放的结果，却等来了斩首的命令。清朝自立国以来二百余年，从无公开处斩宰相之例。此举如同晴天霹雳，不但令柏葰本人震惊，也令朝野侧目。
    午后三时，柏葰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行刑，由户部尚书肃顺和刑部尚书赵光监斩。肃顺看到柏葰的囚车到来后，喜笑颜开地迎上前去，说：“七哥来早。”（《清稗类钞》）然后立即升座，催促用刑。柏葰被立即斩首，同考官浦安、兵部侍郎李鹤龄、新中试刑部主事罗鸿禩也被同时斩决。擅改朱卷的同考官邹石麟被革职，永不叙用。副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则被革职，未及一年，旋复起用。
    当时，柏葰朝中同僚、门生、故吏不但不敢为其求情，甚至没有一人到刑场奠别。刑部尚书赵光还庆幸地说：“此次科场之案，未令刑部会审，予幸以为幸焉。”可见朝野对肃顺一党畏惧到何等地步。只有时在江南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胜保自军中上疏，为柏葰求情，其中有“罗网弥天，衣冠扫地”之语，暗指柏葰为肃顺所陷害。肃顺与胜保遂成死敌。但胜保远在前线，且统领重兵，肃顺也无法轻易加害。后来肃顺一党与慈禧太后争权，胜保迫不及待地倒向慈禧太后一边，在铲除肃顺一党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柏葰不仅是终清一朝唯一一名因科场案被处死的一品大学士，也是中国自实行科举以来，因科场舞弊而被处死的职位级别最高的官员。
    柏葰等四人被杀，戊午科场案并未就此终结，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中。之前，同考官浦安曾经供称他听说副主考程庭桂收过很多请托者递送的条子，并在后来烧毁了这些条子。程庭桂由此被逮捕审讯。程庭桂供认乡试开始后，他的儿子程炳采接到过几个人的条子，因为这些条子的来头都不小，程炳采无法拒绝，于是收了下来，并让家人胡升给程庭桂送食物时，将条子黏在食物盂下，带进了贡院。递条子的人，包括李旦华（刑部侍郎李清凤之子）、潘祖同（工部郎中潘曾莹之子）、潘敦俨（湖南布政使潘铎之子）等人，分别为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恩贡生王景麟、附贡生熊元培等人请托。不过谢森墀、王景麟、熊元培等人都未能中试，因而程庭桂在事后将条子烧毁。
    程炳采被逮捕后，除了承认其父程庭桂供称的递条子的人外，又招出一个重要情节，他还接到过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送的条子。但程庭桂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条子。原来家人胡升在送陈景彦的条子入考场时，被监场御史发现。监场御史见事涉兵部尚书陈孚恩，于是将条子藏了起来。
    条子一事涉及众多大臣之子，事态顿时严重起来。这再一次说明，科场舞弊案的发生，其本质始终是权力和利益相勾结的产物。因为儿子陈景彦牵涉入内，负责审理此案的兵部尚书陈孚恩不得不奏请回避，并自请严议。因陈孚恩与肃顺关系极好，咸丰皇帝倒没有计较，反而命他继续秉公审理此案。
    由于请托之人李旦华和考生谢森墀、熊元培在科场案发后均已经逃回江苏原籍，刑部不得不派人前去追捕，此案一直拖到咸丰九年（1859）七月才审结。肃顺等人拟将程庭桂、程炳采父子共同斩首。咸丰皇帝念及程庭桂是两朝老臣，不忍将他们父子一起处死，于是法外开恩，只将程炳采处斩，程庭桂则发配军台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