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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之国 第371节

    正常的社会本就如此。生在好的地方,自然有好的生活。生在穷山恶水,生活就要苦一些。如果生在好的地方生活反倒不好,生在穷山恶水的地方反倒逍遥,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在桃源仙乡,生活小康是应该的。如果在这里活得艰苦,要么是遇到了重大变故,要么就是懒而且笨。王宵猎已经搬掉了所有的剥削,就连粮税都比较低,还有什么道理生活贫苦呢?
    第894章 新安故事
    王宵猎睁开眼睛,天已经黑了。亲兵点了蜡烛,烛影在那里一摇一晃的。
    站起身,王宵猎伸个懒腰。自言自语道:“现在如此不济!不过看人忙了一下午,竟然就睡了过去。”
    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清醒过来。回到位子前,处理桌上公文。不一会,几份公文看过,桌上一下空了很多。看旁边放了一本书,王宵猎随手拿了过来。
    原来是采风院的《世情》杂志,已经编了出来,陈与义拿来给自己看。
    随手翻来,见是一些乡野奇谈之类。作者都是用唐传奇类似的格式,写成文言文小说。粗略翻了一遍,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翻到最后,见是一篇拟话本的作品。
    王宵猎要的,正是这一类作品,而不是那些百姓闲谈的东西。仔细观看,开头也是扯了几篇诗词,显示文采。可惜里面并没有出色的,都是些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
    接下来,写的是一座县城里财主的故事。这个财主,为人谨慎,手段狠辣,渐成一方之霸。最后因为知县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要换客店的牌匾。其中有一户坚决不换,他就用来手段来,把这店主的儿子一个一个弄死,而且毫无证据。店主还是坚决不换,一怒之下,这个财主把店主人也弄死了。
    故事并没有特别出色之处,但是这人把财主写活了。就连怎么弄死人的那些地方,写得惟妙惟肖。
    把文章看完,合上书,王宵猎闭眼想了一会。把旁边的《民情》拿过来,翻开仔细观看。果然,没有多久就翻到了新安县张棣的上报。仔细观看,正是写的新安县的莫员外。
    把《民情》里的内容看完,王宵猎道:“这个张棣,倒是个人才。”
    官员下去采风,王宵猎并不限内容,听到、看到的都可以写。但是有一条,不许说假话,必须是真实的内容,真实的人名。后续有官员去检查,要能够依文章把事情从头到尾了解清楚。如果只是听说,就必须写明是听说。不能够把听说的内容,写得活灵活现吸引人。
    说到底,采风官员是下去了解民情的,不是讲故事的。传奇和世情两本杂志,是让这些故事被大众知道,同时为采风官员提供一定的收入。
    想了一会,王宵猎把文章收起来,晚上回去仔细观看。
    第二天一早,王宵猎到了官厅,吩咐亲兵去把陈与义请来。
    陈与义进了官厅,向王宵猎行礼。
    王宵猎道:“陈参谋这边座,有事情与你商量。”
    说完,到了旁边的小客厅,请陈与义坐了,命士卒上茶来。
    王宵猎拿出《世情》,交给陈与义。道:“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新安县故事,参谋看了没有?”
    陈与义没有看书,说道:“这书是我编的,自然看过了。”
    王宵猎道:“书里面的莫员外,也是个人才。参谋怎么看这个人?”
    陈与义道:“我倒是仔细看过张棣写的《民情》,对莫员外的事情写得还算详细。莫员外善于逢迎官员,从来不跟官府作对,做事情也小心谨慎,让人抓不住把柄。这样的人,很难对付。”
    王宵猎点了点头:“是啊,官府要对付他,又没有把柄。再者,他逢迎官员,地方官员也会保护他。就是我们派官员去整治,也会无从下手。这样的人,确实难对付。”
    陈与义道:“不过这样的人,不违背官府意愿,对地方未必是坏事。”
    王宵猎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对地方未必是坏事?那被他欺负的百姓怎么说?知县把一条街搞得跟鬼巷一样,街两边的商铺怎么说?更不要说,这些商铺改招牌,白白花的钱。地方有这种人,对地方没有好处,知县倒是可以为所欲为!”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眉:“宣抚要怎么解决?”
    王宵猎叹了口气:“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招你来商议。我们现在,是官方一竿子捅到底,最少层采用官督民办的形式,还是官在管。这有个毛病,只要有官方庇护,豪强在地方就可以为所欲为。莫员外有一个特点,就是逢迎官方。官方不管交给他什么事情,都能够处理得漂漂亮亮。而且小心谨慎,绝不给官方留麻烦。试想,对地方官来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哪怕就是现在,我们派官员下去,不把新安的知县换了,也很难查莫员外的事情。”
    陈与义缓缓点了点头道:“宣抚说的没错。”
    王宵猎道:“你我终究都是一个人,新安县这种事情,不可能亲自下去查。而且不要以为只有新安县是这样,随着时间发展,各地都会是这样。因为对于官员来说,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妥当,实在太难了。治下万千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现在看到张棣说的店主人可怜,就觉得百姓可怜。如果官员的手段软了,就会有真的刁民跳出来,让官员处处为难。碰到真的刁民,就重拳出击。遇到寻常百姓,就百般抚慰。我们现在这样说简单,但要官员真地做到,何其难也。到了最后,官员就会选择一言九鼎,不允许百姓反对。我们上面有规章制度,不允许官员这样做,那要怎么办呢?就会用到莫员外这种人,做些官府不方便做的事。官员给莫员外提供保护,莫员外给官府做些不合法的事,两者各得其利。如此这般,我们怎能防止地方不如此呢?”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起眉头,缓缓点了点头。
    王宵猎道:“我设置采风院,就是要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从官员那里了解不到的。像是新安县,下面有莫员外这种横行一方的恶霸,但是我们看他的政绩很好。上面不管怎么样考核,只要考核有迹可循,就总是新安县这样的地方突出出来。如果我们再按考核提升官员,那么必然是这样的官员更容易升迁。等到这样的官员多了,这也就成为了官场不公开说的潜规则,不合法,但是合规。到那个时候,断场也就烂掉了。”
    陈与义道:“那怎么办?既然是官府,不听官员的,又听谁的呢?”
    王宵猎摇了摇头:“就是想不到,所以要商量。我能想到的是,是设置采风院,让采风官员下去,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因为我们做官的,是不知民间的真实情况的。看着是繁花似锦,实际上是烈火烹油,一点火星就能把民间炸了。所谓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上面掌权的人不知道人民想的什么,那怎么行?”
    陈与义想了想,缓缓点了点头道:“宣抚设了采风院,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王宵猎道:“虽然设了采风院,但采风官员怎么样工作,其他的官员怎么样配合,也大有讲究。采风官员如果像张棣这样,能掌握官员的升迁,问题就大了。官员们必然会百般讨好,一力迎和,那会怎么样?古有明鉴。秦朝每郡设置监御史,没改置刺史,都是这了监察地方。权力太大,最后刺史成了州牧,主政一地。这样的监察御史或刺史,是没有效果的。地方官员可以和其勾结,上面还是不知道地方情况。”
    陈与义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王宵猎道:“所以,采风官员就是采风,最重要的是把地方民情报上来。如果地方有豪强,也是民情,当然也要上报。但是,查地方豪强不是采风官员的主要任务,顺带而已。地方上有豪强,采风官员不报,是采风官员失职。地方有豪强,采风官员只报豪强,也是采风官员的失职。”
    陈与义苦笑:“这样高的要求,现在的官员肯定是不行的。”
    王宵猎道:“现在官员的能力不行,那就一点一点提高,总有一天会行的。最怕的,是官员的能力不是一天一天提高,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差。本来官员能力就不行,再一天一天差下去,那还了的!”
    陈与义道:“一天比一天差是常态,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况少见。”
    王宵猎点了点头:“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一天比一天还差,都成常态了,这样的政权还想长治久安吗?”
    过了一会,王宵猎又道:“新安的事情麻烦在这里。如果因为一个采风官员的报告,我们就大规模处理,那么以后官员对待采风官员的时候,态度就会有变化。不会像现在这样,张棣到县里,一个人找旅馆,官员完全不帮忙。也任他在县里采访,完全不干涉。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的状况,是个难题。”
    陈与义道:“这种事情,只怕很难避免。”
    王宵猎道:“但是一个县里这样,总不能不管。这样吧,宣抚司派个干办去,显得我们重视。怎么处理,我们慢慢总结经验。其实这种事情,难的是怎么管,由谁来管。我们也没有经验,只有一步一步走了。”
    陈与义道:“宣抚找我商量,其实我的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以前没有想过。以后要想清楚了,这种事情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
    王宵猎点头:“是啊,看着简单,其实很难的。”
    如何处理新安县,看着好像很简单,其实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
    作为宣抚使,王宵猎如果一知道了这种情,就驳然大怒,甚至派个专人去处理,是不合格的。这种事情对于地方是常规,不是只有新安一个县如此。你处理了新安县,别的地方怎么办?知道一个地方就派一个专人去处理?那么这些专人就会形成一个衙门,适不适合就成问题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哪个衙门来管。是由行政系统的上级,也就河南府来管,还是由宣抚司来管。如果由河南府来管,就是知道了此事,作为宣抚使的王宵猎对行政系进行小小的警告。如果由宣抚司来管,就是王宵猎认为这不是行政系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这间有非常大的差别,虽然王宵猎是宣抚使兼知河南府,下面的官员却不是兼任的。
    其次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是简单直接的把新安知县免职,把莫员外抓起来重判,还是把事情分析清楚之后再处理,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当作一个偶然事件,后者则是当作普遍事件。
    偶然事件有偶然事件的处理方法,普通事件则完全不同。不但是处理新安县,还要形成一套方法,一套有效的处理措施,给其他地方参考。
    作为宣抚使,王宵猎需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处理的轻重,基本的原则,形成一整套处理措施。而不是听到这件事情,觉得不对,派个人去把官员裁撤了。
    第895章 我不一样
    送走了陈与义,王宵猎步出官厅,在院子里慢慢踱步。
    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谢了,桃、李、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石榴花开得正艳,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里的荷花开了,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迎风轻轻摇曳。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静静沉思。
    从《诗经》到汉乐府,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为语言的演变,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等等,上层不重视下层,才是让人忧心的。
    就像一个家庭,父亲在外打拼,承担各种压力,为了生活拼博。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护住孩子,但是一句许也不说,是不行的。这相当于鼓励父亲,让基变本加厉。母亲保护孩子,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
    民间诗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斥责,有时候是赞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
    中国的传统,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把人民比喻为孩子,把国比喻成家。一个家,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民歌、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
    汉语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把国看作一个家,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也要规范掌权者。
    关于国和家的认识,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
    人类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身,从而正确对待、管理、应用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
    从文明的进步来讲,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
    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然的思考,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评论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学有什么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学说适合日本,不适合中国。强说什么心学智慧,有伟大意义,都只能拿明治维新来举例子。特别推崇心学的校长,只能跑到小岛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的,也就决定了,越是正确,理解赞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认识都是一条分布曲线,越是靠近中心,与你理解的人越少。这不能改变,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王宵猎不需要理会这些,因为他在宋代,没有人跟他犟哲学发展的问题。在经过多年之后,确认了自己的思想正确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学习?当然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是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被欺负了,而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西方古典哲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就跟说宋朝比辽、金发达,为什么却打不过辽金一个道理。不相关的事情,何必强行比较?
    学习的前提,是知道学的是什么。就像在美国教哲学史,先讲亚里士多德、拍拉图、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在中国教哲学史,先讲这三个人,就绝对不正确。因为这个顺序说明了,老师自己也不懂这三个人。
    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就会犯错。所谓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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