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你开了你的普利茅斯牌新车跟随你太太？”检察官审问他。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换了车子。”安迪说。但他冷静地承认自己计划得多么周详，只会使陪审员感到他城府很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在还了朋友的车、取回自己的车后，安迪便回家去。琳达早已上床，正在看书。他问她去波特兰好玩吗？她回答说很有意思，不过没有看到她想买的东西。“这时我可以确定了。”安迪告诉那些屏息的旁听者。他在陈述时一直保持冷静和淡漠的声调。
    “从那时候到你太太被杀的那十七天，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安迪的律师问他。
    “我很难过。”安迪冷静淡漠地说，他说他曾经想过自杀，同时在九月八日去路易斯登镇买了一把枪，他说这段话时，口气好像在念购物单一样。
    他的律师要他告诉陪审团，在他太太被杀当晚，琳达离家去和昆丁幽会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安迪说了，但他所造成的印象更糟。
    我认识他将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自制力最强的一个人。对他有利的事情，他一次只会透露一点点；对他不利的事更是守口如瓶。如果他心底暗藏了什么秘密，那么你永远也无从得知。如果他决定自杀的话，他会等到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干净利落，连字条都不留。如果他当年出庭时曾经又哭又叫、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甚至对着检察官大吼，我相信他都不至于被判无期徒刑。即使判刑，也会在一九五四年就获得假释。但他说起自己的故事时，就像播放唱片似的，仿佛在告诉陪审团的人说：信不信由你。而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
    他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而且自从八月二十四日后，他常醉酒，他不是一个善饮的人。陪审团的人无法相信这么一个冷静自制、穿着笔挺双排扣三件头毛料西装的年轻人，会为了太太和镇上的高尔夫球教练有染而酗酒，但我相信，因为我有机会和他长久相处、仔细观察他，而那六男六女的陪审团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年只喝四次酒。每年他都会在生日前一个星期到运动场和我碰头，然后在圣诞节前两星期再碰头一次。每次他都要我替他弄一瓶酒。跟其他犯人一样，他拿在狱中做工赚的钱来买酒，另外再自掏腰包补足不够的钱。一九六五年以前，肖申克的工资是每小时一毛钱，一九六五年起调升到每小时两毛五分。我每瓶酒抽百分之十的佣金，因此你可以算一下，安迪杜佛尼要在洗衣房中流多少汗，一年才喝得起四次酒。
    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也就是九月二十日，他会狠狠喝醉，当晚熄灯后再醉一次。第二天他会把剩下的半瓶给我，让我和其他人分享。至于另一瓶，他在圣诞夜喝一次，除夕喝一次，然后剩下的酒再交给我分给其他人。一年才喝四次，因为他被酒害惨了。
    他告诉陪审团，十日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当晚发生的事只记得片片段段。其实早在那天下午，他就已经醉了：“喝下双份的荷兰勇气。”他说。
    琳达离家出走后，他决定去找他们当面理论。在去昆丁家的路上，他又进乡村俱乐部的酒吧喝了几杯。他不记得曾经告诉酒保要他第二天看报纸，或对他说了什么。他记得去便利商店中买啤酒，但没有买擦碗布。“我为何要买擦碗布呢？”他又问。其中一家报纸报道，有三位女陪审员聆听这些话后，感到不寒而栗。
    后来，在过了很久以后，安迪和我谈话时，对那个店员为何作证说他买了擦碗布有一番推测，我觉得应该把他当时说的话约略记一记。“假定在他们到处寻找证人的时候，雷德，”安迪有一天在运动场对我说“他们碰到这个卖啤酒给我的店员，当时已经过了三天，有关这个案子的种种发现，也已经在所有报纸上大肆渲染。或许五、六个警察，再加上检察官办公室派来办案的探员和助理，一起找上他。记忆其实是很主观的事情。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问：‘他有没有可能买了四、五条擦碗布？’然后一步步进逼。如果有够多的人一直要你记得某件事，那种说服力是很惊人的。”
    我同意，确实有这个可能。
    安迪继续说：“但是还有一种更强大的说服力，我想至少不无这个可能，也就是他说服自己相信他真的卖了擦碗布给我。这个案子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记者纷纷采访他，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当然更威风的是，他像明星般出现在法庭上。我并不是说，他故意编造故事或作伪证。我觉得有可能他通过了测谎，或用他妈妈神圣之名发过誓，说我确实买了擦碗布，但是记忆仍然可能是他妈的非常主观的事情。我只知道：虽然连我的律师也认为我所说的有一半都是谎话，但他也不相信擦碗布的部分。这件事太疯狂了，我那时已经烂醉如泥了，怎么还会想到把枪包起来灭音呢？如果真的是我杀的，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
    他开车来到岔道，把车停在旁边，静静地喝啤酒和抽烟。他看到昆丁家楼下的灯熄了，只剩下楼上一盏灯还亮着再过了十五分钟，那盏灯也熄了。他说他可以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杜佛尼先生，那么你有没有进昆丁的屋子，把他们两人给杀了？”他的律师吼道。
    “没有，我没有。”安迪回答。他说，到了午夜，他逐渐清醒过来，同时宿醉的感觉开始让他不舒服。于是他决定回家，睡一觉后，第二天再像个大人般好好冷静地想一想“当我开车回家时，我开始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就让她去雷诺办离婚吧。”
    “多谢，杜佛尼先生。”
    检察官从椅子上跳起来发言。
    “你用了最快的离婚方式，不是吗？直接用一把包着布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解决她，对不对？”
    “先生，不对，我没有。”安迪冷静地说。
    “然后你又杀了她的情夫。”
    “不是这样，先生。”
    “你是说，你先射杀了昆丁？”
    “我是说我谁都没杀，我喝了两夸脱的啤酒，还抽了警察在岔道找到的随便多少根的烟吧，然后便开车回家，上床睡觉。”
    “你告诉陪审团在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之间，你曾经想自杀。”
    “是的，先生。”
    “因此去买了一把左轮枪？”
    “是。”
    “杜佛尼先生，我看你不像是想自杀的人，如果我这么说，会冒犯你吗？”
    “不会，”安迪说“不过你看起来也不像特别敏感的那种人。如果我真的想自杀，大概也不会找你谈我心里的苦闷。”
    庭上一阵窃笑，但他这番话并不能赢得陪审团的同情。
    “你那天晚上带着你的点三八口径手枪吗？”
    “没有，我已经说过了——”
    “哦！对了！”检察官讽刺地微笑道“你把它扔进河里了，是吗？在九月九日的下午，扔进皇家河中。”
    “是的，先生。”
    “在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
    “是的，先生。”
    “真是太巧了，不是吗？”
    “这无所谓巧不巧合，是事实罢了。”
    “我相信你已经听过明彻警官的证词了吧？”明彻带人去搜索庞德路桥一带的水域，安迪说他把枪从那儿扔到河里，但警方没找到。
    “是的，先生，你知道我听到了。”
    “那么你听到他告诉法庭，他们虽然找了三天，还是没找到枪。你这么说，不是太取巧了吗？”
    “不管巧不巧，他们没找到枪是事实，”安迪冷静道“但我要跟你、还有陪审团说明一件事：庞德路桥很靠近皇家河的出海口，那里水流很急，枪也许被冲到海湾中了。”
    “因此也就无法比对你手枪中的子弹，以及射入你太太和昆丁先生浑身是血的身体中的子弹了，是吗？”
    “是的。”
    “这不也很巧吗？”
    按照当时报纸的记载，安迪听到他这么说时，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整整六个星期的审判过程中，这是安迪不多见的情绪反应之一。
    “由于我是无辜的，再加上当我说我把枪丢入河里时，我说的是实话，因此找不到枪，对我而言，其实是很不巧的。”安迪说。
    检察官炮火猛烈地质问了他两天，把便利商店店员的证词中有关擦碗布的部分重新念一遍。安迪反复说明他记不得曾经买过擦碗布，但也承认他记不得没买过擦碗布。
    安迪和琳达于一九四七年初合买过保险，是吗？是的。如果安迪无罪开释，是否可以得到五万元的保险理赔？是的。那么他前往昆丁的屋子时，不是抱着杀人的打算？打算杀了自己的妻子和昆丁？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认为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个案子不像劫财害命。
    “先生，我完全想不透发生了什么事。”安迪静静地说。
    这案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星期三下午一点钟，交付陪审团表决。十二位陪审员在三点半回到庭上。法警说，他们原本可以早一点返回法庭，但是为了能享受一顿从班特利餐厅买来、由公家招待的免费鸡肉大餐，而拖了一点时间。陪审团判定安迪有罪。各位，如果缅因州有死刑的话，他会在番红花还未从雪中冒出头之前上了西天。
    检察官问过安迪，他认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迪避而不答。但他其实心中的确有一些想法，我在一九五五年一个黄昏时把这些想法套出来。我们两人花了七年工夫，才从点头之交进而成为相当亲近的朋友，但直到一九六年之前，我都从未真正感到跟他很接近。而且我想，我是惟一曾经真正跟他接近的人。我们由始至终都在同一层囚室，只是我在走道中间而他在走道末端。
    “我认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道，但笑声中没有丝毫幽默的意味“我认为那天晚上，我真是倒霉透了，古往今来最倒霉的事都集中在这短短几小时内发生。我想一定有个陌生人凑巧经过。也许在我走了之后，有人车子爆胎了，也许是个强盗，也许是个神经病，走进去把他们杀了，就这样，我就被关进来了。”
    就这么简单。而他却得下半辈子——至少在离得开以前——都待在肖申克。五年后，他开始申
    请假释，但每次都被驳回，尽管他是模范犯人。但当你被烙上了谋杀的罪名后，想离开肖申克可有
    得等了，慢得就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假释听证会中有七个委员，比一般州立监狱还多两个，你不
    能收买那些家伙，也无法用甜言蜜语哄他们，更不能向他们哭求。在假释听证会中，有钱都不能使
    鬼推磨，任你是谁都插翅难飞。而安迪的情况，原因就更复杂不过且待下文分解吧。
    有个名叫肯德里克斯的模范犯人，在一九五年代向我借了不少钱，后来足足花了四年才付清。他
    付给我的利息大部分是用情报来抵。干我这一行，如果消息不灵通，就是死路一条。肯德里克斯能看到
    一些我绝对看不到的纪录和档案。他不像我只在那个该死的车牌工厂里操作压板机器。
    肯德里克斯告诉我，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假释听证会上，反对安迪假释的投票纪录是七比，一九
    五八年是六比一，一九五九年又是七比，一九六年是五比二，以后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经
    过十六年后，他还在第五区的十四号牢房。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他们很可能到一九八三年时，才会大发慈悲放了他。
    他们饶你一命，但是却夺走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放你走，但是
    听着：我认识一个叫波顿的家伙，他在牢房里养了一只鸽子。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当他们
    放他出来走走时，他都带着这只鸽子。他叫鸽子“杰克”波顿在出狱前一天，也放杰克自由，杰
    克立刻姿态漂亮地飞走了。但是在波顿离开我们这个快乐小家庭一个星期之后，有个朋友把我带到
    运动场角落，波顿过去老爱在那里晃来晃去。有只小鸟像一堆脏床单般软趴趴地瘫在那里，看起来
    饿坏了。我的朋友说：“那是不是杰克啊？”没错，是杰克，那只鸽子像粪土一样躺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