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眼睛怎么了？”丹尼尔问。
    “没什么，我只是夜视力很差。”
    “就这样？”
    “而且我还有一点色盲。”
    “有一点色盲？”
    “我分不出红色和绿色，它们看起来都一样。比如说，每次我们吃周日大餐，就会去森林里采小红莓，我老是看不到小红莓……”
    “我说过不要再提食物了。”
    两人陷入沉默。远处传来机枪的嗒嗒声。温度计显示零下二十五摄氏度。去年冬天，连续几个晚上都是零下四十五摄氏度。盖布兰安慰自己说，至少虱子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不太活跃。他要等到换岗，钻进铺位的羊毛毯里才会开始觉得痒。但虱子比他还耐寒。有一次，他做了个实验：把背心在冰冷的雪地里留了三天，等到拿回碉堡，背心跟冰块一样。他把背心拿到火炉前解冻，便看见无数小点恢复生命力，四处爬行。他几乎吐了，直接把背心丢进火焰之中。
    丹尼尔清了清喉咙。
    “你们周日是怎么吃大餐的？”
    盖布兰二话不说，立刻响应。
    “首先呢，爸爸会切开肉块，态度庄严，像个神父，我们这些男孩都坐得端端正正，看爸爸切肉。然后妈妈会在每个盘子上放两片肉，淋上肉汁，肉汁好浓，妈妈必须充分搅拌才不会沉淀，然后再加上一大把新鲜爽口的球芽甘蓝。丹尼尔，你应该戴上钢盔，你那顶帽子被炮弹碎片打中怎么办？”
    “那就想象我这顶帽子被炮弹碎片打中是什么样子吧。继续说啊。”
    盖布兰闭上双眼，微笑从嘴边漾开。
    “甜点是炖煮梅干或布朗尼，布朗尼在外头很难吃到，是我妈从布鲁克林区学来的传统点心。”
    丹尼尔朝雪地吐了口唾沫。根据规定，冬季的站岗时间是一小时，但辛德和侯格林都在发烧，卧病在床，爱德华只好把站岗时间延长到两小时，等待小队恢复战力。
    丹尼尔伸出一只手，搭在盖布兰的肩膀上。
    “你想念她，对不对？想念你的妈妈。”
    盖布兰大笑，朝同一块雪地吐了口唾沫，仰望夜空中凝冻的星星。雪地里传来窸窣声，丹尼尔抬头望去。
    “狐狸。”他说。
    简直不可思议，这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都被轰炸过，埋设的地雷比卡尔约翰街的铺路圆石还密集，竟然仍有野生动物出没。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都亲眼见过野兔和狐狸，还有奇特的臭鼬。而士兵们不管看到什么野生动物都会射杀，只要可以加菜就好。但自从有一名德国士兵出去抓野兔遭到枪击，上级就认为是苏联人故意在战壕前释放野兔，引诱自己的弟兄跑进无人地带，好像他们真的会自愿放弃野兔似的！
    盖布兰用手指触摸疼痛的嘴唇，看了看表，距离换岗还有一小时。他怀疑辛德故意把香烟插入直肠，好让自己发烧。他像是会干这种事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从美国搬来挪威？”丹尼尔问。
    “因为华尔街股灾，我爸丢了造船厂的工作。”
    “你看吧，”丹尼尔说，“都是资本主义搞的鬼。小老百姓只能苦干实干，有钱人却不管是经济繁荣或崩盘都越来越肥。”
    “呃，事情就是这样。”
    “目前为止是这样，但是即将改观。一旦我们赢了这场战争，希特勒会给人民带来惊喜，你爸也不用再担心失业。你应该加入国家集会党的。”
    “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你不相信吗？”
    盖布兰不喜欢提出和丹尼尔相左的意见，因此耸了耸肩作为响应，但丹尼尔又问了一次。
    “我当然相信，”盖布兰说，“但最重要的是我关心挪威，我不希望挪威有布尔什维克分子。如果他们来了，我们一定会回美国。”
    “回到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丹尼尔的声音变得尖锐了些，“有钱人掌握的民主政治只能碰运气，还会创造出腐败的领导者，你宁愿这样？”
    “我宁愿这样也不要共产主义。”
    “民主政治是不管用的，盖布兰。你看看欧洲，英国和法国早在战争开打前就已经完蛋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失业和剥削。现在只有两个人够强壮，能阻止欧洲一路跌入混乱之中，那就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我们只有这两个选择。不是姐妹国就是野蛮人。挪威几乎没人了解我们有多么幸运，德国人先来了，而不是斯大林的刽子手。”
    盖布兰点了点头。盖布兰之所以点头并不只是因为丹尼尔说得头头是道，更因为丹尼尔说话的方式，他说得那么确定。
    突然之间，地狱涌现，他们眼前的天空变得灿白闪耀，大地摇动，褐色泥土和冰雪似乎飞向了炮弹碎片坠落的天空，发出黄色闪光。
    盖布兰已经双手抱头，扑倒在战壕底部，但这幅景象来得快也去得快。他往上看，在战壕和机枪后方的丹尼尔正发出狂笑。
    “你在干吗？”盖布兰喊道，“快拉警报！把大家叫起来！”
    但丹尼尔毫不在意。“亲爱的老友，”他大声笑道，眼里闪着泪光，“新年快乐！”
    丹尼尔指着手表，盖布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丹尼尔一直在等待俄国佬的新年礼炮，他把手伸进一堆白雪里，那堆雪是堆在岗哨前隐藏机枪用的。
    “白兰地，”丹尼尔大喊，得意扬扬地将一个瓶子高举空中，瓶子里装着鞋跟那么高的褐色液体，“这我存了三个多月。自己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