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保持相同的姿势，直到呼吸恢复正常。汗水湿透了他的衬衫。他翻过身，趴在地上，再度向下俯瞰那栋房子。
那是一栋深色原木大宅。他从早上就趴在这里了，知道这时房子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然而房子一楼二楼的灯全都亮着。她一发现黄昏降临，就走遍整间屋子，把灯全都打开。根据这个行为，他推测她应该怕黑。
他自己也怕，但不是怕黑，他从不怕黑，他怕的是时间的加速流逝，也怕那剧痛。那种剧痛对他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他尚未学会如何控制它，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控制它。而时间呢，他只能尽量不去想癌细胞正在分裂、分裂、分裂。
天际浮现一轮苍白明月。他看了看表：七点三十分。不久天色就会变得太暗，只能等到早上，如此一来他就得在这里露宿一晚。他看着自己做的防风小屋。防风小屋由两根y形树枝构成，他把这两根树枝插入泥土，只留半米突出地面。两根树枝之间架着一根剥去树皮的松树枝。他又砍下三根长树枝，放在松树枝旁的地上。他在这个结构上方铺上一层厚厚的云杉小树枝，这样就有了屋顶可以避雨保暖，同时也能避免自己被意外走上小径的路人发现。他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搭好了这个防风小屋。
他估计自己被行人或附近居民看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从将近三百米外，在云杉密林的树干之间发现这个防风小屋，必须要有过人的眼力才行。为了安全起见，他在整片空地上铺满云杉小树枝，还在步枪枪管上缠了布条，以免午后低垂的太阳照射到钢质枪管，产生反射。
他又看了看表。那男人哪里去了？
布兰豪格转动手中酒杯，再次看表。她跑哪里去了？
他们约好七点三十分见面，现在都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他把杯中的威士忌喝完，拿起酒瓶又斟了一些。这瓶约翰逊牌爱尔兰威士忌是客房服务人员送来的。爱尔兰也只出了这么一样好东西。他又斟了一些威士忌。今天是乌烟瘴气的一天，《每日新闻报》的头条让他的电话响个不停。虽然他接到了不少支持电话，最后还是打电话给《每日新闻报》的新闻主编，他大学时期的老友，说明他的话被错误引用了。他答应向对方提供外交部部长在欧洲金融委员会会议上捅出大娄子的内部消息，作为交换条件。主编请布兰豪格给他一点时间考虑。半小时后，主编回电，表示这个娜塔莎是新来的记者，她已经承认自己可能误解了布兰豪格的意思。报社方面不会发出免责声明，但也不会继续追踪这则报道。损害控制进行得很成功。
布兰豪格豪饮一口，让威士忌酒液在口中翻滚，浓烈但温醇的芬芳深入他的鼻腔。他环顾四周。他曾在这个房间度过多少个夜晚？有多少次他在这张稍软的特大号床上醒来，由于前晚多喝了几杯而略感头痛？有多少次他请身边的女伴——若女伴还躺在身边——搭电梯到一楼的早餐餐厅，再走楼梯到大厅，这样她看起来像是参加完早餐汇报离开，而不是从客房离开。这样做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他又斟了一些酒。
萝凯就不一样了。他不会叫萝凯搭电梯到早餐餐厅。
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站起来，再看一眼金黄相间的特制床罩，心中微感恐惧，但他立刻把恐惧推到一旁，四步走到门前。他在玄关镜子中检视自己的仪容，用舌头扫过亮白的门牙，用手指蘸点唾液顺了顺眉毛，然后打开房门。
她倚在墙边，外套扣子没扣，里面是一件红色羊毛衫。是他要求她穿红色衣服前来的。她眼皮沉重，给了他一个扭曲的假笑。布兰豪格十分诧异，他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她一定是喝了酒或吃了什么药。她冷淡地打量他几眼，用他几乎认不出来的声音，咕哝着说她差点找不到地方。他挽住她的手臂，但被她甩开了，他只好用手扶着她的背，引导她走进房间。她一进房间就在沙发上瘫坐下来。
“喝酒吗？”他问道。
“麻烦你。”她含糊不清地说，“要我马上脱光吗？”
布兰豪格替她斟了杯酒，并不答话。他知道她玩的是什么把戏。倘若她以为作践自己就可以坏了他的兴致，她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的确更喜欢她扮演成他在外交部的爱情俘虏，做个无法抗拒充满自信的男性魅力而爱上上司的天真女孩，然而最重要的是她屈服在他的欲望之下。他已经很老了，不再相信浪漫。现在他们之间唯一的隔阂是他们各自追求的东西：也许是权力，也许是事业，也许是孩子的监护权。
外交部副部长这个职位会令女人迷恋，这并不令他感到困扰，毕竟他自己也是一样。他可是伯恩特·布兰豪格，外交部的副部长。天哪，他努力了一辈子才坐上外交部副部长这个位子。就算萝凯想用药物麻痹自己，把自己搞得像妓女，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抱歉，我非得到你不可。”他说着在她酒里放了两个冰块，“一旦你认识我，就会更理解我。不过让我先给你上第一课，让你知道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他把杯子递给她。
“有些男人一辈子都在地上爬，为找到碎屑而满足。我们这样的男人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走到桌子旁边，正当地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男人中的少数，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偶尔需要表现残暴，而残暴需要力量。我们必须从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教育方式中挣脱出来。如果要在力量和在地上爬之间做选择，我宁愿打破短视的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无法在特定背景中定义个人行为。我内心深处相信，有一天你会因为这些而尊敬我。”